东晋门阀政治
 
 

二 “齇王”世家

太原王氏始显于曹魏时的王昶。王昶后人显于西晋者为昶子浑的一支,显于东晋者为昶子湛的一支,如下表所示:

曹魏时王昶之后的两支分别显达于西晋和东晋,有一定的历史原因。

王昶子浑,以灭吴之功为西晋重臣,死于元康七年( 297年)。王浑子济,尚武帝姊常山公主 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“王武子、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”条注引《晋诸公赞》,谓王济“有俊才,能清言”,是称著中朝的玄学名士。王济和叔父王湛,都是标志太原王氏向玄学大族转化的重要人物,但是这两支后人的发展却很不相同。

王昶、王浑、王济,是太原王氏在中朝的嫡宗,北方的华族。他们祖孙三代,都与并州匈奴贵族刘氏关系密切。《晋书》卷一○一《刘元海载记》,谓刘渊七岁遭母忧,哀感旁邻,司空太原王昶等闻而嘉之,并遣吊赙。刘渊生于魏嘉平中,七岁当魏正光、甘露之际。此后太原王氏与并州匈奴刘氏遂为通家,王昶之子“王浑虚襟友之,命子济拜焉。” 魏末咸熙中( 264年),刘渊为匈奴任子在洛阳。入晋,“泰始之初,浑又屡言之于武帝。”王浑答晋武帝问,谓刘渊其人不但仪容机鉴过人,而且文武才干远远贤于由余、金日,力言“若任以东南之事,吴会不足平也。”齐王攸对刘渊曾有所怀疑,请武帝除之,王浑反对甚力。他说:“元海长者,浑为君王保明之。且大晋方表信殊俗,怀远以德,如之何以无萌之疑杀人侍子,以示晋德不弘?”《晋书》卷一○二《刘聪载记》,刘聪年未弱冠,“太原王浑见而悦之,谓元海曰:‘此儿,吾所不能测也。”晋怀帝被掳平阳,刘聪谓曰:“卿为豫章王时(案司马炽封豫章郡王在太熙元年,即290年),朕尝与王武子(济)相造,武子示朕于卿,卿言闻其名久矣……。

太原王氏王昶以下,昶、浑、济三代数十年中,均与匈奴刘氏关系特殊,是出于什么动机呢?刘渊自己曾有解释说:“王浑、李憙 以乡曲见知,每相称达。”其实更重要的原因,是匈奴刘氏在并州势力非常强大,一则与并州望族利害相关,二则于西晋朝廷举足轻重,所以并州望族官僚与之曲意相结,以求缓急得其助力,这远远不止是出于乡曲提携。匈奴五部之众,王济请委以平吴之事,李憙则议用之勘定秦凉。可见这是一支朝廷瞩目的重要军事力量。王济、李憙之议虽未成为事实,但是不久以后,镇邺的成都王颖用之以抗东海王越之弟东流公腾之师,终于使匈奴刘氏势力介入中原政争,使胡骑驰骋中原之局一发而不可复止。八王之乱末期,在纷纭局势中逐渐形成以成都王司马颖、匈奴刘渊、羯石勒等为一方,东海王司马越、鲜卑拓跋部、鲜卑段部等和“乞活”为另一方的尖锐对立,然后又形成由司马越势力派生出来的江左司马睿政权,并出现江左政权坚决不与党附司马颖的刘、石通使的国策。推究渊源,不能不说太原王氏王浑父子曾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

司马睿初建的东晋政权,既然由于历史原因,一贯仇视刘、石,那末,对于太原王氏长期与匈奴刘氏有深交的王济一支,自然是不能相容的。所以王济兄弟子侄不闻仕于江左,王氏嫡宗的这一支门望遂衰

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最后登上舞台的士族太原王氏,不是出于王济后嗣,而是出于其家族中与匈奴刘氏没有瓜葛的另外的支脉,即王湛一支。陶潜《群辅录》谓太原王氏“五世盛德,闻之故老”,所列五世为昶、湛、承、述、坦之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王昶传》昶“为兄子及子作名字,皆因谦实以见其意,故兄子默字处静,沉字处道,其子浑字玄冲,深字道冲”,并作书诫之,欲其“立身行己,遵儒者之教,履道家之言”,“宝身全行,以显父母”云云。所以故老传闻以王昶为王氏盛德之始,是有据的。又同传注引《晋书》亦曰:“昶诸子中湛最有德誉,而承亦自为名士,述及但之并显重于世,为时盛门云。”这也就是故老传闻的所谓“五世盛德”。

《群辅录》及《魏志·王昶传》注述及太原王氏门户承籍,只列江左诸人物而不及中朝的王浑、王济,显系东晋史乘以王浑、王济行事为讳。从实际说来,太原王氏家族如无王浑的功业位望,只凭“盛德”、“德誉”,是断难维持其家族地位于不坠的。不过,玄学名士,乐道“得鱼忘筌”,“忘筌”之旨,在于“得鱼”。只要王氏家族地位得以维持,祖辈行事如何,自然可以略而不言,太原王氏遂不必标榜先人功业,而只说“盛德”传家了。

王湛后嗣得显于江左,除了上述与匈奴刘氏没有瓜葛以及有“盛德”之誉的原因以外,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,即是王承与司马越有密切关系。王湛、王承父子都是受到时人称道的玄学名士。王承弱冠,王衍曾比之于乐广。《王承传》曰:承“值天下将乱,乃避难南下,迁司空从事中郎(案其时司空为东海王越),预迎大驾,赐爵蓝田县侯。迁尚书郎,不就。东海王越镇许,以为记室参军。”所谓“天下将乱”,盖指邺(成都王颖所在)、洛(东海王越所在)之间酝酿大战之事。“避难南下”者,盖指东海王越于荡阴败后逃奔下邱之时,其时王承亦南出洛阳,旋入司马越府。由此可知,王承追随司马越,是在司马越处于危难之际。所以王承本传又谓司马越对王承“雅相知重”,敕世子毗以承为师。几年以后,司马越又以王承为东海内史,出掌司马越封国政事。

王承与司马越的关系既然如此之密切,王承过江后司马睿甚见礼待,就是必然之事了。本传谓“渡江名臣王导、卫玠、周、庾亮之徒皆出其下,为中兴第一。”王承获得这样高的评论,除了人物风流的原因以外,当更由于他与江左政权的历史渊源。王承在江左,仕履未达而早死。《晋书》史臣赞王承“虽崇勋愈绩有缺于旅常,素德清规足传于汗简。”旂常,诸侯用之以纪功受勋的旗帜。“有阙于旅常”,盖言王承无功勋足纪。王承有德而无事功,但是历史渊源却是重要的政治砖码。这种家族背景,使太原王氏的这一支脉得以在东晋上层社会中占有地位,可以待时而显。王承子王述,虽然与其祖王湛一样少有隐德,人谓之痴,但终于在桓温见逼之时代殷浩为扬州刺史。王述刺扬州,又为其子坦之贵达,以及为坦子诸子操持政柄创造了条件。

东晋当轴处政的门阀士族,或者是凭借与司马越的历史关系,如琅邪王导、颖川庾亮、陈郡谢鲲、太原王承;或者是由于南渡后的特殊建树,如高平郗鉴、谯郡桓彝。只有这样,他们才得以尊显于朝,据有门阀政治中的一个特定位置。没有一个士族,只是由于单凭先人在中朝的官宦权势,而自然得到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最有权势的高位。所以太原王氏的王承及其后人,只须凭借与司马越的历史关系,标榜“盛德”、“德誉”,即可立足于东晋的上层社会。至于所谓王氏“五世盛德”云云,也不过是太原王氏高自标置之词,并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事实流传下来以为“五世盛德”的证明,至少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中一件也见不到。

以“五世盛德”标榜太原王氏门第之说,不但煽扬于江左,而且影响到了北方。王湛六世孙、王坦之曾孙王慧龙,东晋末年避刘裕之逼而出奔后秦,又奔北魏。王慧龙北奔,身无信物,来历难明,所以《魏书》、《北史》述其事,都谓其“自言如此也”。据《魏书》卷三八《王慧龙传》,崔浩弟崔恬以女妻王慧龙,既婚,崔浩见王慧龙,一则曰:“信王家儿也”,再则曰:“真贵种矣。”原来,“王氏世齇鼻,江东谓之‘齇王'。”“齇王”之称,北方悉闻,崔浩见“王慧龙鼻大”,遂以定其家世为太原王氏无疑。据此可知,作为太原王氏人物像貌特征的“齇鼻”,与“鼻大”是一回事 ,而太原王氏“鼻大”,却是起源于王湛。《王湛传》:湛“龙颖大鼻”,这当是“齇王”得号之始,而王浑,王济等传,都不见类此的记载。

“齇王”贵种之说,“五世盛德”之说,都是标榜太原王氏王湛以后的门第,而不及中朝的王浑、王济。这些也都是有力的旁证,说明江左的太原王氏王湛之后,力图疏远与匈奴刘氏为伍,因而也是与司马颖为伍、与司马越为仇的太原王氏王浑、王济嫡宗。

江左的太原王氏,还有一些是“齇王”的旁支。东晋简文帝后父王遐,《晋书》有传,是王湛从侄。王遐后人可考者不多,没有在政治上起重大的作用,可以略而不论。

王昶兄子王默之孙王峤、王讷兄弟,是“齇王”以外太原王氏在江左较为重要的一支。王峤携二弟避乱渡江,其一弟王讷为新淦令。王讷之子王濛,哀皇后之父,是永和名士的冠冕。王濛子王蕴,孝武帝皇后之父。王蕴与子王恭,也都是当时名士。太原王氏的这一支,与“齇王”一支在东晋晚期的门阀政治中,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
“齇王”一支王坦之之后,于孝武帝时依附于居于相位的会稽王司马道子,会稽王妃出于此支。王峤兄弟一支王濛之后,则依附于孝武帝,孝武帝皇后出于此支。当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之间、亦即兄弟之间相安无事时,呈现出皇权得相权辅翼而振兴的气象,太原王氏的两支之间亦得相安;当主相之间发生重大矛盾时,严重的政治纠纷也会出现在太原王氏的两支之间。东晋太元以后的政争,就司马氏说来是主相之争,是兄弟之争,就太原王氏的两支说来是后党与妃党之争。作为政争的结果之一,是王氏二支两败俱伤,死亡殆尽。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,实际上也就在太原王氏这两支的衰败灭亡中,逐步走向终场。

严格说来,太原王氏虽然继陈郡谢氏之后居于权势地位,但并非以门阀之重与司马氏共治天下。太原王氏各支无人才亦无事功,不足以制约皇权并维持政局的平衡,只有分别依附司马氏而贪图门户利益。这与前此的门阀政治格局已颇不相同。所以门阀政治此时走向终场,并不是偶然之事,此点下文还将讨论。

帝王之兴,皆有驱除。古人观察到的这一现象,就历史转折关头出现的过程的复杂性、反复性说来,具有普遍的意义。司马氏主相、王氏两支交错构成的纷争,为桓玄制造了机会;而桓玄的一时得逞,又成就了刘裕的事业。纷争只是政治现象。纷争所包含的实质性的内容,是皇权力求振兴,是门阀政治行将结束。这种历史任务,由刘裕来完成,凡是为刘裕获胜创造条件的事件和人物,看来都是在为刘裕“驱除”。不过,这是客观的历史进程,与古人所信的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


据《文选》卷五八王俭《褚渊碑》注引王隐《晋书》。王伊同《五朝门第》 附世系表误作武帝女。
唐长孺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》中《魏晋杂胡考》一文,考王济年龄与刘渊 相近或略长,怀疑王济拜刘渊这条材料的真实性。但唐先生否定《晋书· 载记》所记刘渊事迹过多,认为是因袭前赵史官的假造,似尚可酌。
李憙,上党人。咸宁中秦凉多事,李憙建议“发匈奴五部之众,假元海一将军之号,鼓行而西,可指期而定。”见《刘元海载记》。
八王之乱后期,出于太原王氏的幽州刺史王浚,曾与司马越同抗司马颖,是一例外。王浚父王沉为王昶从侄,与王济血属已疏。王浚在幽州,与鲜卑为邻,遂结鲜卑以自固,因而就站到了司马颖和刘、石的对立面。王浚贱出,无学术,在士族名士中无地位。他后来被石勒所杀,后嗣无闻。参《晋书》卷三九《王沉传》、《王浚传》。
据《晋书》卷四二《王济传》,济无嫡嗣,庶子二人均不显。济二弟并历清显,时在中朝。
《南史》卷二《宋前废帝纪》,前废帝曾骂其父孝武帝为“齇奴”,拟掘其陵。《通鉴》宋泰始元年,载前废帝令太庙别画祖考之像,废帝入庙,指孝武帝像曰:“‘渠大齄鼻,如何不齄?'立召画工令齄之。”胡注:齄,“鼻上■也。”案齄即齇,上引《南史》与《通鉴》之文可证,又见《集韵》平声三麻。废帝言“大齄鼻”,更可证“齇鼻”与“鼻大”是一回事。严格说来,齇鼻是鼻■而大,俗称酒糟鼻者,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五四“齇”条可参。又,王慧龙“鼻大”,《北史》卷三五本传作“鼻渐大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