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晋门阀政治
 
 

刘裕与孙恩——门阀政治的“掘墓人”

一 晋末的北府兵

《晋书》卷七五史臣曰:“建元之际,时政多虞,巨猾陆梁,权臣横恣。其有兼将相于中外,系存亡于社稷,负扆资之以端拱,凿井赖之以晏安者,其惟谢氏乎!”史臣所论,起自陈郡谢氏谢尚辍黄散以受军旅,迄于谢玄以疾解北府之任,其间四十余年( 344—387年),谢氏于晋室有殊功而少愆失,故作褒掖如此,以见谢氏家族发挥的历史作用。与东晋其它几家当政士族相比,谢氏翼卫东晋朝廷而又门风谦退,不妄生事端的特点,是非常明显的。

但是,还有不曾为史臣注意到而后果甚为重要的问题,即淝水战后不及二年,谢安离京师外驻广陵,让出了中枢相权;三年甫过,谢玄又退居会稽,让出北府兵权。谢氏此举虽属被逼于皇帝和宗室的压力,但压力之下毫不反抗而放弃相权和兵权,这在东晋门阀政治历史上是罕见的。谢氏离开中枢的结果,是相权完全归于宗室司马道子;谢氏让出兵权的结果,是由谢氏组成和指挥的北府兵逐渐解体。长远看来,这些变化对于门阀政治的逐渐消亡,关系非常重大。

北府兵在淝水之战前夕从事淮南、淮北的战争,指挥者是谢玄。淝水之战,谢石受其兄谢安之遣,解仆射之任,以将军、假节、征讨大都督,统率兄子谢玄、谢琰以及豫州刺史桓伊等军应战。谢安则坐镇建康。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,谢玄为前锋都督,谢安甚至自求征讨。这些阶段,合共约十年左右,驰骋疆场的大半都是北府兵,最重要的将领是出身谢氏豫州军府的刘牢之,指挥权则在谢氏家族人物之手。谢玄卸北府之任后,北府宿将日就零落,他们分散于淮北、淮南各州郡及其它军府,不再自成系统,也不能合力应战。这时羌、氏、鲜卑慕容及其它各族诸国彼此攻伐,鲜卑拓跋部力量逐渐兴起,长期战事不已,北方混乱异常。所以南北之间作战的机会大大减少,淮南、淮北的北府兵暂时没有从事外战的需要。

太元十二年正月谢玄自彭城南返会稽以后,原由谢玄统领的徐州,与兖、青二州又析为二镇。宿将朱序监兖青二州军事、二州刺史,自彭城退镇淮阴。朱序为桓温旧部,将家出身,当十余年前桓冲为徐州时曾暂驻兖州。朱序虽然资望甚深,但于北府没有多少历史关系。所以当他再度出刺兖、青时,谢氏旧将留驻淮南、淮北者未必服从他的节度指挥。观《晋书》卷八一《朱序传》序于此时表求运江州米帛以资军俸一事,可知朱序兖、青任内,军资还要仰赖上游桓氏老巢支援,不能在兖、青就地取给,也不能从扬州江南诸郡获得,其处境是困难的。朱序在兖、青未得久任,太元十三年四月徒刺雍州,戍洛阳,谯王司马恬遂出继兖、青之任。《晋书》卷三七《谯王恬传》:“恬既宗室勋望,有才用,孝武帝深仗之,以为都督兖、青、冀、幽、并、扬州之晋陵、徐州之南北郡军事,领镇北将军、兖青二州刺史”。谯王恬所督既包括晋陵在内,则其时兖、青二州治所已由前此之淮阴南迁京口。《谯王尚之传》直谓其父“活镇京口”;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七六引《异苑》谓恬在京口为都督,重修邓艾庙,均可证实此点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二五亦作如是说。

至于徐州刺史之职,自谢玄离北府后即由执政司马道子兼领。因此之故,徐州刺史虽置文武,但府第当在建康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二五在述及升平二年( 358年)徐州刺史荀羡等北镇下邳而于京口有留局以后说:“后徐州寄理(治)建业(建康)”。徐州寄治建康,即是指司马道子兼领徐州时之事。

太元二十一年( 396年)孝武帝死,安帝即位,司马道子始解徐州之任 ,《通鉴》谓“以散骑常侍彭城刘该为徐州刺史,镇鄄城。”彭城刘该不见于今本《晋书》。《魏书》卷二六《长孙肥传》有刘该遣使诣肥请降记事,据《通鉴》时在隆安五年(401年)七月。《宋书》卷一《高祖纪》元兴三年(404年):“北青州刺史刘该反”;同书卷五一《宗室长沙王道怜传》,谓义熙元年(405年)南彭城内史刘道怜追斩叛将刘该。刘该刺徐州时驻鄄城,刺北青州亦治荒外,其人前后居疆埸之任八九年之久而未得代,似亦习于征战而且还反复于南北之间的将家 。刘该刺徐州之前曾为散骑常侍,此官在晋世选望甚重,与侍中不异,其后职任闲散,用人渐轻 。东晋末年亦可用将门子弟居之,刘隗之孙刘波自北投南,为桓氏将,曾累迁而居此职,刘牢之子刘敬宣亦尝居此职。凡此种种迹象,说明刘该或为北府将而又早已投身建康,依靠司马道子。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之后,据《司马道子传》,隆安元年(397年),道子以其卫将军府及“徐州文武”悉配其子司马元显。下年王恭死后谢琰出刺徐州,当是另行组织徐州刺史这一机构。而刘该由徐州刺史转北青州刺史,亦当在这个时候,因为不能有两个徐州刺史同时存在。

总绾北府诸将的徐州本治京口,自谢玄去职之后,先由司马道子在建康置局遥领,后入将家刘该之手而迁治于接近黄河的鄄城,不得回治京口。这是一方面的情况。另一方面,本来是侨寄江北、常以广陵为治的兖州,却入孝武帝深相委托的谯王恬之手,移镇京口。这样,就在东晋的要害之地,出现了罕见的州治互移现象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?我认为这是出于中枢控制北府诸将的需要。

淝水战后谢玄北伐,北府诸将多偕同北行,谢玄自领的徐州与兖州刺史,也均随军事需要移驻北方。其时北方各族混战正酣,江表无烽警之虞,朝局亦尚稳定,京口无需重兵驻守。后来谢玄南归,北伐活动暂时停顿,但留在北方的北府诸将并未立刻相偕南还。暂驻淮阴的宿将朱序,虽以其监青兖二州军事、二州刺史之职,有指挥北府诸将的权责与资望,但未必为北府诸将所接受,也未必符合朝廷的愿望。所以司马道子以执政地位兼领徐州刺史,必有对北府诸将遥领而羁魔之的目的,但实际上是徒有其名,鞭长莫及。后来刘该刺徐州镇鄄城,当是承司马道子的意旨,谋求实际控制久在荒裔的北府诸将。这当然是不会有成效的。刘该出为徐州刺史后,只有一两年即转为北青州刺史。

如前题所叙,太元政局,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,既是主相相维以张司马氏的皇权,又是主相相争而各有树置。太元十三年( 388年)四月,孝武帝委谯王司马恬以兖青二州刺史以代朱序。兖青二州刺史既然起不了实际控制远在北方的北府诸将的作用,所以改镇京口,徐图在京口重新配置力量,与建康呼应,以代替过去徐州刺史镇京口的作用。司马恬在京口,以子司马尚之为广陵相,父子隔江相望,企图牢固地控制下游,以为建康保障。

孝武帝既然先走一步,以亲信谯王恬据有京口,司马道子接着于十四年七月也走一步,以妃兄名士太原王忱出刺荆州镇江陵,取得了上游。然后孝武帝又乘司马恬死的机会再进一步,以皇后兄名士太原王恭为“都督兖、青、冀、幽、并、徐、〔扬〕州〔之〕晋陵诸军事、平北将军(案后来改号前将军)、兖青二州刺史、假节,镇京口” 。王恭与孝武帝关系之密切,远胜于谯王恬。至此,东晋政局又恢复了中枢实际执政者(这时是孝武帝本人)牢固控制京口,权臣(这时是司马道子)则据有上游以为分陕之势的格局。

孝武帝死,形势为之大变,主相矛盾不存在了,司马道子独揽朝权。据有京口的王恭徒有地望虚誉而无实力,无法对抗司马道子。所以他在筹划讨伐王国宝时,不得不以北府宿将刘牢之为府司马,引他还驻京口以为援助。据《晋书》卷七四《桓修传》,我们知道与刘牢之同还京口的北府将,还有晋陵人孙无终等,而刘裕就在孙无终军中为司马。这样,曾长期被置于边裔的北府将纷纷率部南返,或投京口,或投建康,得到在江左内争中发挥作用的机会,而京口由于有了还驻的北府兵,也恢复了对建康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如前所述,为了至少在名义上统领在北方屯驻作战的北府诸军,先有司马道子在建康置局,兼领徐州刺史,后有刘该继为徐州刺史,出镇鄄城。隆安元年,刘牢之已引所部北府兵归于王恭麾下。王恭虽然只居究、青刺史而无徐州刺史之名,亦未受平北将军一类军号,但由于有刘牢之以府司马率北府兵相随,是名副其实的北府镇将。《王恭传》谓恭“自在北府”云云;又王恭起事前曾说刘牢之曰:“事克即以卿为北府。”这些情况,说明在京口为北府镇将的王恭,只有倚靠刘牢之的北府兵才能自存,才能具有镇慑作用;而刘牢之的北府兵南归后还须依附士族,仍然是一支为门阀政治所用的军队,还不具有对士族的独立性。

北府兵摆脱士族控制而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,是王恭兵败以后的事。王恭败死后,驻在京口的都督军府与州刺史分离:王恭所遗以京口为治的兖青二州复改徐州,谢琰为刺史;王恭所遗都督兖、青、冀、幽、并、徐、扬州之晋陵诸军事职则由刘牢之继任,亦在京口 。刺史不带都督,成为所谓“单车刺史”;而都督拥兵,北府之名专归都督所有。《晋书》卷一○○《孙恩传》谓谢琰以徐州刺史南讨孙恩,加督会稽五郡军事,遂“率徐州文武戍海浦”;而同书卷八四《刘牢之传》则谓刘牢之奉朝廷命讨桓玄,“率北府文武屯冽洲”。这里,谢琰的“徐州文武”指刺史所部,刘牢之的“北府文武”指军府所部,两者是区别得很清楚的

刘牢之由王恭府司马上升为都督数州诸军事,这是北府兵由士族工具的地位转变为独立力量的开始,也是东晋门阀政治演变的一大关键。原来,刘牢之在王恭军府时,王恭虽然只有仰仗这支武力的支撑才能存在,然而他出于门阀士族的偏执,对刘牢之以行阵武将相遇,礼之甚薄。刘牢之也自负才能,深怀耻恨。可是另一方面,王恭为了得刘牢之死力,又不得不屈尊与之拜为兄弟,甚至还在自己生死攸关的时刻,向刘牢之许下“事克即以卿为北府”的诺言。同时,司马元显派遣时为庐江太守的另一北府将高素向刘牢之策反,其诺言也是:“事成,当即其(案指王恭)位号”。交战双方都对刘牢之以北府相许,后来果然成为事实,说明时势如此,非刘牢之不能统率北府兵,非刘牢之不能发挥北府兵的作用。门阀士族垄断北府职任,并按照自己的愿望来使用北府兵,已不再可能;门阀士族专兵的现象,已经不存在了。不过这还只能说北府兵已成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,至于说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,那还须要等待一个过程。

历史的演变总是迂回曲折的。新近居位的刘牢之并不能自如地运用其北府统帅的权力。《刘牢之传》谓“牢之本自小将,一朝据恭位,众情不悦,乃树用腹心徐谦之等以自强。”其时内有司马道子父子宗室名分之重,外有门阀士族桓玄的社会影响,一朝据位的刘牢之既不能也不敢突破这些障碍。刘牢之惶惶然不辨方向,举措失常,一变再变,直到投降桓玄后桓玄以之为会稽太守时,才明白筹算不在自己手中,形势对自己极端不利。他说:“始尔,便夺我兵,祸将至矣。”但是事机已失,无可挽回,广陵一江之隔,遂不可达,终于穷途自缢。刘牢之完全失败了。他败于政治而不是败于军事。政治上失败,军事力量也随之瓦解。后来刘裕兴北府之师以克桓玄,并没有现成的北府兵可用,只有利用京口的条件另起炉灶

值得注意的是,刘裕虽然起兵于北府,但是从义诸人除刘裕本人确知曾为孙无终司马、刘牢之参军外,其他人与昔日的北府有过直接关系的,恐怕不多。在南的北府旧将,已经被桓玄诛戮殆尽。史家往往只注意到刘宋的建立是北府兵的胜利,未曾注意与刘裕共义之人并不是那些当年有疆场功勋的北府将领,而这一点对于刘裕以后的活动是相当重要的。

《宋书》卷一○○沈约《上<宋书>表》,说到京口共义者刘毅、何无忌、魏詠之、檀凭之、孟昶、诸葛长民等人,“志在兴复,情非造宋”。这就是说,他们参加起兵,目的只在于打倒桓玄,兴复晋室,而没有废晋自立,取代门阀政治的意图。甚至于打倒桓玄,主要也只是由于桓玄妨碍了他们仕进途辙的缘故。桓玄鄙视魏詠之“不成令器”,又禁何无忌领小县,分见魏、何本传。桓玄原本器重孟昶,以刘迈忌之而未见用。《晋书》卷九六《列女·孟和妻周氏传》孟昶语妻周氏曰:“刘迈毁我于桓公,便是一生沦陷,决当作贼(造反)。”所以刘裕在逐桓玄、灭卢循、“兴复”东晋以后,为了“造宋”,还必须建立对北敌的疆场功勋,求取信于朝野,并于其中物色可以随同“造宋”的人物,才可以逐步完成晋宋禅代的准备。刘裕迟迟不敢称帝,必于灭南燕、灭谯纵、胜后秦以后始成其篡事,主要原因就在这里。如果有疆场功勋的刘牢之在,而刘牢之又能够准确估量形势,谨慎行动,代晋过程就可能不是如此曲折了。

北府影响于东晋的政局,大而且久。百年来特殊的历史条件,使京口蕴藏着可观的军事力量。但是如果没有刘牢之辈北府将失败的教训,刘裕的成功得来可能更不容易。这是研究晋宋之际历史不能不注意的一个问题。

在本书的几个篇章中,都涉及东晋的北府和北府兵的问题。借此机会,让我将北府兵的创立及其发展阶段,作一小结。

回顾东晋之初,门阀政治尚不稳定,王敦、苏峻叛乱相仍。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力量的支持,叛乱者动辄下都,威胁东晋朝廷的存在,而且扰及三吴地区。这种历史背景,导致北府重镇的建立。广陵、京口及其左近定居的以及不断南来的北方流民和他们之中的流民帅,是北府兵的主力。郗鉴是北府兵最早的组织者和指挥者。郗鉴以来,北府兵经历了并不完全相衔接的四个阶段:

一,郗鉴首创并受郗鉴后人控制和影响的阶段,从咸和三年到太和四年( 328—369年)。这个阶段的北府兵是一支门阀士族兵,从战略上说来,它的主要作用是支持建康朝廷的门阀政治,维持几家当权士族力量的平衡,消除已形成的和潜在的军事叛乱,稳定东晋政局。有时这支军队也用于外战,但这不是它的主要作用。桓温逼走郗愔后,这个阶段遂告结束。

二,谢玄组建并由谢氏家族人物指挥,由谢氏豫州旧人刘牢之实际统领的阶段,从太元二年至十二年( 377—387年)。这个阶段的北府兵仍然是一支门阀士族兵,领兵者有的是前一阶段的北府旧将,有的是新应募而来的流民帅。它的主要作用是从事外战,包括淝水之战和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。同时,它也起着支持建康执政,维持政局稳定,保持与上游桓氏势力平衡的作用。谯王恬在北府时,北府兵性质尚无变化,以后则越来越多地介入东晋内争。

三,刘牢之为统帅的阶段,自隆安二年至元兴元年( 398—402年)。这个阶段的北府兵,正经历着由门阀士族军队向次等士族军队的转变。它虽在军事上取得了独立性,但政治方向不明确,行动无准则,朝秦暮楚,东倒西歪。它想在门阀政治的斗争中取得近利,但摆脱不了对门阀士族的政治依赖,终于在几经挫折以后归于失败。

四,元兴三年( 404年)刘裕在京口重组的北府势力,完全是次等士族的武装。它摧毁了以桓玄篡晋形式出现的门阀士族统治,也就是门阀政治的回光反照;它压平了由另一些次等士族领导的农民反抗斗争;它又取得了多次的外战胜利。然后,出现了刘裕代晋自立。这一支本来是次等士族的力量,转化为刘宋皇权,终于恢复了中国古代皇朝的权力结构形式和统治秩序。中国历史上的门阀政治时期,也就是皇权变态时期,基本上宣告结束。由此至南朝之未,门阀士族仍然存在并起着相当的政治作用,但已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了




“ 掘墓人”是借用语词,取门阀政治终于其手之意。
据《晋书》卷六四《司马道子传》。传谓道子解徐州之任在是年九月安帝践祚之后,而《通鉴》于是年五月已录徐州易人。
据近时研究,刘该出于彭城丛亭里,依其先人历史及刘该行事看来,丛亭里刘氏既是士族,又是将家。刘该降魏后娶崔玄伯姊妹为妻,是崔浩姑父。孝文帝时的刘芳是刘该之孙。事见《魏书》卷五五《刘芳传》,以及《元和姓纂》卷五,《新唐书》卷七一《宰相世系表》彭城刘氏条。请参看田余庆、滕昭宗《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》一文,载《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8 月。
参看《宋书》卷八四《孔觊传》。
《晋书》卷八四《王恭传》。脱字据《廿二史考异》卷二二之说补入。《晋 书》同卷《刘牢之传》牢之代王恭之位,所叙有扬州,可证。
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卷二二辨太元以来徐、兖分合问题,甚为清晰。钱氏乾嘉钜子,学风重考据事实而不多作解释。故本文特诠释其原委如此,以为补充。钱氏考史亦有偶误处,如云“安帝即位,道子解徐州,其刺史当即恭兼领。”案道子解徐州后,刘该为徐州刺史,而王恭只刺兖、青,并未兼领徐州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“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”条注引《晋安帝纪》载桓玄《诔王恭·叙》曰:“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,前将军青、兖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”云云,王恭官号只有青、兖而不及徐州,亦足为证。至于刘该,其人事迹不显,故钱氏未及细察。钱氏之误,与檀道鸾如下之误相似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引《续晋阳秋》:“及平王恭,(牢之)转徐州刺史。”案刘牢之只即王恭都督位号,王恭所遗兖、青刺史改为徐州刺史,由谢琰继替,牢之未尝居徐刺也。关于此问题,吴廷燮《东晋方镇年表》记事较准确。万斯同《东晋方镇年表》则于司马道子及刘该二任徐州刺史并漏。
参见本书第二二九页。
刘裕所依靠的,绝大部分是京口附近的侨人,多出于次等士族。也有个别门阀士族的沉沦者参加了刘裕的阵营,如王懿(仲德)。《宋书》卷四六《王懿传》:懿出太原王氏,祖仕石虎,父仕苻坚,均二千石。苻坚败后,懿起兵,曾事丁零翟辽积年。太元南徙,往依同族太原王愉,礼薄,又投桓玄。桓玄篡晋后,王懿在建康密应刘裕,遂为刘裕大将。王懿的道路和杨佺期相近,不过只是个人的事,不涉及一支军队。
关于北府兵,我以此为基础,增补资料,充实论证,另行写成《北府兵始末》一文,刊于《纪念陈寅格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),又收入《秦汉魏晋史探微》(中华书局 1993 年 11 月),请参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