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晋门阀政治
 
 

三 道术与政治

在次等士族的代表人物刘牢之、刘裕以北府力量取代门阀士族统治地位的过程中,在刘裕取代东晋政权的过程中,次等士族的另一些代表人物以道术为手段,采取不同的方式,也在进行目的相同的活动。

东晋以来,江左社会中道教和佛教同步发展。接受道教、佛教信仰的人,遍及社会各阶层,上自皇室、士族,下至平民。这个时候,佛、道彼此包容,可以并行不悻,尚未形成像在南朝那样的宗教壁垒。

宫省上层的佛、道活动,很容易与政治发生关系。就佛教言,《司马道子传》载许营疏云:“僧尼乳母,竞进亲党”;闻人奭疏亦云:“尼姏属类,倾动乱时”。释宝唱《比丘尼传》卷一《支妙音尼传》谓妙音为孝武帝及司马道子所敬奉,“权倾一时,威行内外”,甚至殷仲堪得为荆州刺史,也是桓玄借妙音之力促成。这是一方面的情况

另一方面,道教进入宫省,也影响东晋政治。《真诰》卷二十《翼真检》第二:“简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顾,与时贤多所俦结。”这里“时贤”所指,主要是道教名流许迈、许谧和杨羲等人。《晋书》卷三二《孝武文李太后传》谓简文帝为相王时,曾问许迈以继嗣之术,遂纳宫人李氏而生孝武帝及会稽王司马道子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六六六引《太平经》则谓简文帝曾使人祈请于道教徒濮阳,于是黄气堕室,遂有孝武。以后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结交于道教首领孙泰,是有这种历史背景的

佛教与道教同步发展,在士族门户之内往往也是如此。东晋奉道教诸士族,并不排佛,反之亦然。据《郗愔传》,郗愔、郗昙兄弟谄于道,而郗愔子部郗却以佞佛著称,为支遁信徒。《世说新语·术解》谓郗愔信道精勤,因服符水患腹内恶,为他疗疾者却是沙门于法开。王羲之家族世事天师道,但据《莲社高贤传·道敬法师传》,王羲之子王凝之为江州刺史时,其孙年十七,从慧远出家于庐山,称道敬法师。谢玄之孙谢灵运,自婴幼即长于道教环境之中,而谢灵运又笃信佛教,先后与高僧慧远、昙隆、道生等多有交往。刘《隋唐嘉话》卷下还说谢灵运被杀于广州,死前以美髯施诸南海祗洹寺为维摩诘须,寺僧深宝惜之。

东晋时期,佛道思想都受玄学影响,彼此抵触无多,与萧齐时顾欢引夷夏观念入于道教,因而出现佛道交争的情况不同。这是东晋时佛道得以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帝王、士族口唱玄言而又出入佛道,乃是平常之事。佛道传播兼及平民,比之玄学仅及于士族阶层者不同,有更广阔的社会基础和更长久的活动力量。

但是东晋佛教和道教的传播,也有重要的差别之处,即佛教较重思想信仰,道教则偏于法术 。《高僧传》卷九、卷一○虽有神异诸僧事迹,但时涉东晋者少,并且没有以神异之术授徒聚众之事 。道教则不然。东晋时道教上清诸经尚未流布 ,传教者类皆以道术为招引手段。《抱朴子·道意》谓其时“诸妖道百余种,皆煞生血食”云云。就此而论,道教在民间,比佛教影响要大得多。当佛道活动于宫廷中和士族间的时候,民间道教以法术相诳惑,团聚了不少平民。在孙恩起事以前二十余年,彭城人卢悚传布道教,事之者八百余家,于孝武帝咸安二年( 372年)率徒众三百,由京口至建康,突入殿庭,略取府库甲兵。卢悚,《晋书》卷八《海西公纪》及卷二七《五行志》(上)均谓之为“妖贼”,《法苑珠林》卷六九称“彭城道士”,《通鉴》咸安二年称“彭城妖人”、“大道祭酒”,其为道教首领,自无疑义。《魏书》卷九六《司马睿传》,称卢悚为“徐州小吏”,可知其人社会政治地位不高,但也非一般平民。道教由于以道术相惑而具有较大的团聚力量,所以此时企图利用宗教力量聚众从事政治活动的人,都是出自道教而不是出自佛教。这种情况,从东汉以来一直如此。刘勰《灭惑论》谓道教“事合氓庶,故比屋归宗。是以张角、李弘流毒汉季,卢悚、孙恩乱盈晋末,余波所被,实蕃有徒。” 刘勰虽为攻讦异教而发,但合事实。

《晋书》卷一○○《孙恩传》、《宋书》卷一○○《自序》以及《建康实录》卷一○,均谓孙泰之师钱唐杜子恭,有道术,人多惑之,敬之如神。杜子恭以法术结交朝望,由来已久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六六六引《太平经》:“陆纳为尚书令,时年四十,病疮,告杜恭,……恭为奏章,又与云飞散,谓纳曰:‘君命至七十。'果如其言。王右军病,请恭,恭谓弟子曰:‘右军病不差,何用吾?'十余日果卒。”案陆纳年四十时当哀帝兴宁三年( 365年);王羲之死,据《真诰》卷一六《阐幽微》第二注及《法书要录》卷八载张怀瓘《书断》(中),在穆帝升平五年(361年)。可知杜子恭结交陆、王辈,最晚就在这个时候。《宋书·自序》谓“东土豪家”,“京邑贵望”,并事杜子恭为弟子,可见杜氏在上层人物中影响之大之广。

《异苑》卷七:“初,钱唐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人其馆,是夕即[谢]灵运生于会稽。旬日 而谢玄亡。其家以子孙难得,送灵运于杜治养之,十五方还都,故名客儿。” 治,道家奉经修事之处 。据此可知谢氏与杜氏关系极为密切。杜治主事人物“杜明师”,就是杜子恭 。杜子恭原名杜昺,唐以后载籍写作杜灵、杜炯,子恭是其字。

杜子恭死,孙泰传其秘术,一方面交结于朝贵,一方面以道木诳惑百姓。孝武帝末年,孙泰从流放地广州回到建康,与司马道子、司马元显辈交往,影响更大。司马元显屡诣孙泰,求其秘术。《魏书》卷九七《桓玄传》载桓玄讨司马元显檄文曰:“居丧(案当指居孝武帝之丧)极味,孙泰供其膳;在夜思游,亦孙泰延其驾。泰承其势,得行威福。”这时的孙泰,已经产生了聚众起兵,取司马氏天下的图谋。《孙恩传》说:“王恭之役,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,为国讨恭”;又说:“泰见天下兵起,以为晋祚将终,乃扇动百姓,私聚徒众,三吴士庶多从之。”孙泰以会稽内史谢“发其谋”而被诛,可见他确有反晋之“谋”,比北府将几经反复之后始有刘裕“造宋”之举,要早几年。可以说,以道教为活动手段的这一部分次等士族的代表人物,蓄谋取代门阀士族统治,取代东晋政权,本来是走在北府将前面的。

孙泰被杀一事,史籍记载颇有歧异。《通鉴》谓孙泰收合兵众,为时所忌,隆安二年十二月“己酉,会稽王道子使元显诱而斩之,并其六子。”但是《晋书》卷一○《安帝纪》却说隆安二年十二月“己酉,前新安太守杜炯反于京口,会稽王世子元显讨斩之。”这两条史料说的是同一件事,歧异处是被杀者一作孙泰,一作反于京口的前新安太守杜炯,而孙泰却也曾作过新安太守。杜炯被杀事无它佐证,当为孙泰之误。但是《晋书》误孙泰为道教世家杜炯,而且标出京口地方,罪名是反叛,似不是一般的鲁鱼亥豕之误,其中似乎有其致误之因,而且涉及政治。为了探求真象,兹据《南齐书》卷五四《高逸·杜京产传》,参考其它资料,将钱唐杜氏数代人物事迹排比如下:

杜子恭 《南史》卷五七《沈约传》曰:“社灵,字子恭。”杜灵即杜昺所改,李延寿避唐讳也。杜子恭以字行。

杜 该 正史缺名。《云笈七签》卷一一一《洞仙传·杜昺传》:“桓冲欲引昺息该为从事,昺辞曰:‘吾儿孙并短命,不欲令仕进'”。案桓冲欲引杜该为州从事,当在冲为扬州刺史的宁康元年至三年(373—375年)之时。

杜 运 刘毅卫军参军。案刘毅初为卫将军,在义熙五年(409年)。

杜道鞠 州从事。案义熙四年以后至东晋之末,扬州刺史为刘裕兼领,是杜道鞠为刘裕故吏。《真诰》卷一九《翼真检》第一《叙录》,谓杜道鞠“道业富盛”云云,是其虽居州官而道教领袖地位迄无变化。

杜京产 字景齐,不仕。京产之名,说明他出生于京口 ,杜道鞠或道鞠以上杜氏先辈有居于京口的历史。《真诰》卷一二《稽神枢》第二注,谓杜京产与陶弘景“共有诗咏”云云。杜京产(436—499年)比陶弘景(456—536年)年长一辈。

杜 栖 随父隐居。《颜氏家训·杂艺》谓陶弘景有弟子杜道士,其人不知是否即杜栖或钱唐杜氏族内其他人物。

以钱唐杜氏家世资料与其它资料对参,试作推论如下:

《魏书》卷九七《桓玄传》曰:孙泰“虽加诛戮,所染既多”云云。前引《云笈七签》亦曰:“孙泰以妖惑陷咎,及祸延者众。”江左各地道教徒因孙泰一案多有株连获罪,或有反抗举动,乃意料中事,而发生过卢悚事件的京口,应首当其冲,震动最大。杜氏家族有居住京口的历史。杜子恭为孙泰之师,孙泰被杀后子恭“忽弥日聚集,纵乐无度”,并作“吾三月二十六日中当行”之语,说明杜子恭涉孙泰案,甚或有聚众反抗之事,而这类反抗必定也是司马元显压平的。考虑这些情况,《晋书·安帝纪》误记杀杜炯于京口,不为无因。不过孙泰死在隆安二年十二月,杜子恭自卜死期在“三月二十六日”,当指隆安三年。《宋书·自序》记“子恭死,门徒孙泰、泰弟子恩传其业”;《晋书·孙恩传》亦记“子恭死,孙泰传其术”。把孙泰之死说成在杜子恭既死之后,恐怕是时间倒错,不足为信。

杜子恭之子杜该,事迹不详。杜该下一辈杜运,杜运子杜道鞠,一为刘毅参军,一为扬州从事,年代在刘裕、刘毅与卢循军作战之时以及稍后。由此可断,杜子恭虽染孙泰之案,但其后人并未参预孙恩、卢循的活动,或虽有所参预而旋即被刘毅、刘裕争取过来。刘裕辈还是要与道教领袖杜氏家族维持良好关系,以减孙恩、卢循之势。

孙恩、卢循起事虽有浓厚的道教因素,但是宗教冲突的成分毕竟不大。在孙、卢的对立阵容中有大量的道教徒,其中除了众所周知的门阀士族人物以外,还包括极有影响的道教领袖钱唐杜氏。惟其如此,孙恩为了使道教徒死力相随,只有极力扇动宗教狂热以平衡杜氏的影响,因而出现大批的弃婴、水死等乖情背理之事。但宗教狂热是难于持久的,所以卢循只有远走广州。自此以后,宗教在卢循军中虽已不起或不甚起作用,但宗教习俗还是保存着的。

以上关于东晋未年道术与政治一节,主要是藉道教流传立说。其实江南之地,尤其是会稽一带,民间普遍崇奉的并非有组织的道教,而是旧俗相沿的巫觋 ,追随孙泰、孙恩、卢循的恐怕多是笃信巫觋的农民。不过巫觋近于道术,孙泰利用了民间旧俗,所以能够诳惑而起。




参汤用彤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“晋未朝廷之佛教”一节。
参陈寅恪《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》,见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。本题采陈寅恪先生见解及所用资料,还有数处,不备注。
参陈国符《道藏源流考》增订版附录二《道及道教》诸条。陈氏谓汉晋间观念,道即道术,而道术又称法术。
释慧皎强调佛门与道士虽均有神异之事,但不相同。其论曰:“若其夸街方 伎,左道乱时,因神药而高飞,籍芳芝而寿考,与夫鸡鸣云中,狗吠天上, 蛇鹄不死,龟灵千年,曾为异乎?”见《高僧传》卷一○。此中点睛之笔, 是责备道教“左道乱时”。佛教徒攻击道教的文章,多有此论点。
据《真诰》卷一九《叙录》,道教上清经籍盖魏夫人于兴宁二年( 364 年) 降真,由杨羲、许谧(许长史)、许翙(许掾)等人写出。许翙子许黄民 (许丞)收集历岁,于元兴三年( 404 年)奉经入剡,时人多加崇敬,钱唐 人社道鞠数相招致。刘宋以后,经籍始渐传布云云。关于此问题,可参看 前揭陈国符《道藏源流考》增订版第二九页《道经传授表》以及相关文字。
《弘明集》卷八。
“ 旬日”有误。谢玄死于太元十三年( 388 年)正月。至于谢灵运,据《南史》卷一九及《宋书》卷六七本传所记推之,当生于太元十年,在谢玄死前两三年,并不只于“旬日”。所以谢玄得见灵运于童稚之年,知其聪悟。不过《晋书》卷七九《谢玄传》谓玄知“灵运文藻艳逸”云云,亦不可信,因为二三岁婴儿,何来“文藻”可资判断?
或云“谢玄亡”当作“谢安亡”,安亡与灵运出生同年,可释上文“旬日”之疑。但是“谢安亡”又与下文“子孙难得”之意不叶。灵运为谢玄之孙,玄死其家念及子孙难得,是顺理成章;而灵运与安服属已远《灵运曾祖据,与安为兄弟),安死,灵运家似难于萌生“子孙难得”之念。或云“谢安亡”当作“谢瑍亡”。谢瑍为谢玄子,谢灵运父。作“谢瑍亡”与下“子孙难得”语相叶。但史传不载瑍亡的确切年份,终难定案。
黄生《义府》卷下谓“道家以符法禁治鬼神,故名其所居为治”,并引《异苑》此条为证。据《字诂义府合按》本。
杜明师,据《云笈七签》卷一一一《洞仙传·杜昺传》,其人就是杜昺,也就是杜炅、杜子恭。据云昺字犯李渊父讳,唐人改写为炅,又别作炯。杜子恭以字行,当即此故。本书对杜明师是否即是杜子恭本人,原来未作断语。谢文学先生函示上述高见,并寄赠大作,谨致谢忱。又,据《说文》、今本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以及《晋书音义》,炅、炯义同,均读古迥反,当是一字异写。
晋人名“某产”者,“某”字若为地名,例为某地出生之人。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:“刘尹云:‘人想王荆产佳'”,云云。注“荆产,王微(案当作徽)小字也。《王氏谱》曰:‘微(徽)字幼仁,琅邪人。……父澄,荆州刺史。微(徽)历尚书郎、右军司马。'”《晋书》卷四三《王澄传》:澄“次子徽,右军司马。”王澄曾长期在荆州刺史之任,王徽当是在荆州出生,故名。
《三洞珠囊》卷一引《道学传》,谓杜灵善治病,上虞龙稚、钱唐斯神并为巫觋,常诱毁杜炅。“俄而椎妻暴卒,神抱隐疾,并思过归诚。炅为解谢,应时皆愈。”这反映道教在浙东民间争取巫觋归诚的努力。又,《高僧传》卷三《昙摩密多传》:元嘉初年孟为会稽太守,请昙摩密多同游。“东境旧俗多趣巫祝。及妙化所移,比屋归正。”当然,“比屋”皈依佛教,也有夸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