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晋门阀政治
 
 

四 孙恩、卢循、徐道覆的家族背景

晋末道教的广泛传布,道术手段的广泛利用,曾经为卢悚从事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,后来又为孙恩、卢循从事规模大得多的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。农民群众爆发斗争,是阶级斗争性质。但是从其领袖人物而言,无论是卢悚还是孙恩和卢循,他们所追求的,从首要方面说来,既不是宗教的目的,又不是宗教徒日常的生活目的。他们谋求自身的政治权力,谋求可以与门阀士族相当甚至超过门阀士族的政治权力,这却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问题。

陈寅恪先生《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》一文中《孙恩之乱》一节,分析了孙恩、卢循的身世。他指出孙恩先人孙秀是道教徒,是另一道教徒赵王司马伦的谋主。他又论及卢循先人卢谌与赵王伦的死党刘琨关系非同一般,疑卢氏亦道教世家。他还从徐道覆的滨海籍贯及其与卢氏的婚姻关系,推出徐氏亦出道教世家。陈先生还认为“彭城道士”卢悚遣许龙迎海西公于吴一事,“许龙或即许迈同族;卢悚或即卢循同族,彭城为其侨居之地而非郡望。此皆无可考,不能决定”云云。陈先生综贯会通各种史籍,于其所探赜诸事虽未遽下断语,但推测十九中的。兹承袭陈寅恪先生见解,不惮繁复,略作补充如下。

道教徒孙秀虽然出身小吏,但在赵王伦得势时居中书令之位,这段经历足以使他脱离小吏的卑微身份,也足以使他的家族从寒庶地位上升。孙秀后人何时南渡,史籍无微。南渡后的孙氏大概卜居在吴会,因为孙氏的活动几乎都在吴会地区,他们在吴会有相当的基础;而后来发孙泰聚兵之谋的,也是会稽内史会稽人谢。孙恩起兵地点,是经过他自己实地选择的。据《宋书》卷五三《谢方明传》,孙泰被杀后,孙恩曾为吴兴太守谢逸的舅子长乐冯嗣之和北方学士冯诩仇玄达的“从者”,“本欲于吴兴起兵,事趣不果,乃迁于会稽。”而当孙恩率众自海岛趋上虞登陆后,会稽、吴郡、吴兴等八郡一时俱起,杀长吏以应孙恩,旬日之中,众数十万。这种情况,如果事先没有孙氏长期在吴会的经营和组织,只凭“乐属”的自发行动,是不可能在旬日中骤然出现的。

孙氏过江后不求官于建康,而以道教为手段活动于吴会,原因何在呢?我认为,一,孙氏先人在北方时,与东海王越的势力没有历史渊源,没有求官建康的便利条件;二,孙氏不是乘永嘉之乱过江,因而也没有求官建康的便利时机。所以孙氏在东晋,直到太元末年还默默无闻,后来孙泰出仕,是由于以道术得幸于帝王,而非凭其才地。晚渡伧荒,其先人一般与胡族政权有染,他们要在东晋得到仕进机会,除了武功以外,只有靠特殊的际遇。即令得到入仕机会的人,想要预于江左的士流,那就更不可能。孙氏情况当然也是这样。不过孙恩其人由于家世影响,多少还具有一些士流的特点。他爱书法。《法书要录》卷二虞和《论书表》谓孙恩起兵后自会稽入海时,曾带走王羲之、王献之所书棐板甚多。孙恩还有文章行于时,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著录有《孙恩集》。从这些看来,孙恩在文化素养方面本来具有出仕的条件。他也不是安于屈居里巷之辈。孙恩求闻达而无门径,又不像北府将那样有流民武力可资凭借,所以其家世所奉的道教,就成为他用以争竞于时的重要手段。

卢循为孙恩妹夫,范阳卢氏卢湛之后。卢谌好老庄,擅书法,善属文,反映卢氏家族业已完成从儒学向玄学的转变。八王之乱后期,在成都王颖与东海王越对垒阶段,卢谌父卢志是成都王颖死党。成都王颖失败后,卢志、卢谌父子虽暂时受命于东海王越,但不属东海王越系统。所以永嘉之末,卢氏既未预司马越、王衍项城之难,又未渡江进入江左百六掾的行列。卢谌先投刘琨。刘琨败后卢谌没于胡中,出仕后赵,死于永和六年( 350年),事迹备见《三国志·魏志·卢毓传》注引《卢谌别传》以及《晋书》本传和有关《载记》。卢氏子孙渡江,当在卢谌死、后赵亡、中原乱之时,其为晚渡伦人,更无可疑。参以卢惊事迹,卢氏族人渡江后或即卜居于京口。

《卢谌别传》说及卢谌死后其“胡中子孙”过江之事,但未指明始过江者究竟是谁。根据《卢循传》,卢循为卢谌曾孙。如果史籍所谓卢谌“胡中子孙”过江者乃是确指卢谌子辈及孙辈而非泛指卢谌后人,那末始过江者应当就是卢循的父辈和祖辈,而这些人的名讳,史籍中均可考见。

据《元和姓纂》卷三及《新唐书》卷七三《宰相世系表》(一三),卢谌子辈有北祖和南祖之分,居巷南者号南祖,居巷北者号北祖。北祖卢偃以下,历仕慕容、拓跋,世传卢谌书法,子孙繁衍贵达,以迄隋唐,是范阳卢氏正宗。南祖卢勋,史不著其后人。冯君实《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》认为卢氏北祖和南祖,分别为卢氏留居北方者及流寓江左者二支,并非巷北巷南之谓,因而断定卢勖过江始为卢氏南祖,卢循则卢勖之孙。冯氏此说甚有理据,可以肯定。《卢循传》称卢循“善草隶弈棋之艺”,虞和《论书表》亦谓“卢循素善尺牍,尤珍名法”,这正是范阳卢氏的家学与门风。《卢循传》中还透露卢循之父为卢嘏。因此江左卢氏南祖世系当为卢勋一卢嘏一卢循三代。看来卢谌“胡中子孙”过江者,正是指谌子勖和谌孙嘏。

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定卢谌“胡中子孙”南来的过程。永和六年,卢谌死,正值北方大乱。卢勖、卢嘏当于服丧终制以后南来。卢勖在《晋书》中无迹可寻,可能在南行途中或南来后不久即死。与卢氏父子同行过江者可能有卢氏族人,例如卢悚。他们南行采取自广陵渡江路线,渡江后即居京口或其附近。他们的先人与东海王越为仇,祖辈臣事胡族政权,自己过江又晚。凡此种种,都使他们无缘进仕建康。卢氏族人卢悚得为徐州小吏,可能际遇较好。但卢悚主要活动并不是在官府,而是在民间传播道术,其徒属八百余家之中,估计卢氏宗亲当占相当比例。卢嘏南来卜居以后,事迹无闻,以卢悚、孙泰情况度之,大概也是从事道术活动

《高僧传》卷六《慧远传》,谓慧远早年在北,曾与卢嘏 “同为书生”。那时慧远博综六经,尤善老庄,其学行志趣与卢氏家风合,可知卢嘏当亦如此。后来慧远欲渡江从范宣 习经,以路断不果,乃改从释道安出家于太行,时年二十一岁,当东晋永和十年( 354年)。卢嘏于卢循兵起时随在军中。义熙六年(410年)卢循从广州回兵北上,进据江州,曾登庐山谒见慧远,时距卢嘏、慧远同学之时,已逾半个世纪了。假定卢嘏与慧远同岁,则卢嘏南渡尚在弱冠之年。

卢循是孙恩妹夫,徐道覆又是卢循姊夫。这是三个互通婚姻的家族,社会地位应当是相同或相近的。我们已知孙恩、卢循都是晚渡伧荒和道教首领,那末徐道覆又如何呢?

《魏书》卷九七《刘裕传》:“[卢循]党琅邪人徐道覆为始兴相”,似徐道覆为琅邪人。但是《晋书》记载江左人物籍贯,除门阀士族必著旧望以外,一般人物或著旧望,或著侨居之地,并不完全一律。所以琅邪究竟是徐氏旧望,还是其侨居之地,尚不清楚。案《元和姓纂》徐氏有琅邪一望,曰:“晋仆射宣之后,宋有徐爱。”晋仆射徐宣不详 。徐爱,《宋书》卷九四有传,曰:“晋琅邪王大司马府中典军,从北征,微密有意理,为高祖所知。”徐道覆似不得与这一与晋、宋皇室都有亲近关系的人同族为琅邪人。《宋书》卷一《武帝纪》(上)记徐道覆,只是说“其(案指卢循)同党徐道覆为始兴相”,未著琅邪。《宋书》卷五○《刘康祖传》有东海人徐道期流寓广州,义熙未于广州起兵,攻始兴郡之事 。道期、道覆,名相近,均带道教徒名中常用的道字,而道期进攻之地,又为道覆长期驻守过的始兴。颇疑道期为道覆近属,道覆败亡后藏匿不出,至是始取广州,攻始兴 。如果推测可以成立,则徐道覆籍贯当同于徐道期,为东海人,而非琅邪人 。《魏书·刘裕传》所说琅邪徐道覆,琅邪或指道覆在江左侨居之地,即建康附近的琅邪郡。东海徐道覆,与道教徒东海徐宁当为同族。

徐宁,东海郯人。祖台,西晋丹阳令;父褚,太子洗马,见《新唐书》卷七五(下)《宰相世系表》。徐宁事迹附《晋书》卷七四《桓彝传》。王敦之叛前夕,徐宁为江北广陵附近一荒县的县令,不为人知,桓彝力荐于庾亮,始得过江至建康为吏部郎。徐宁虽不属晚渡伦人,亦不类门阀士族,如非特殊际遇,是难于入仕建康的。徐宁之孙徐羡之尽管显贵于刘宋初年,但《宋书》卷四三《徐羡之传》还说他“起自布衣,又无术学”;《南史》卷二三《王华传》亦谓为“中才寒士”,可证徐宁家族地位未因徐宁入官而有大的变化。徐道覆没有特殊际遇,所以沉沦里巷,不得仕进,是可想而知的。但是徐宁是有名的道教徒,这对徐道覆却能发挥较大的影响。

《太平御览》卷六六四引《神仙传》:“鲍靓,明帝时人,年过七十而〔尸〕解去。有徐宁者,师事鲍靓……”。《文选》卷二一颜延年《五君咏》注引顾凯之《嵇康赞》:“南海太守鲍靓,通灵士也,东海徐宁师事之。”又《真诰》卷一六《阐幽微》第二所列道教鬼官,有“陶侃为西河侯,……徐宁为长史。宁坐收北阙叛将,不擒,免官……。”注:“徐宁,字安期,东海郯人,羡之祖也。……羡之年少时常来形见,自称‘我是汝祖',戒其祸福,后并如言。”《真灵位业图》亦有“西河侯陶侃,长史先用徐宁,被弹,后用蔡谟”云云。如果徐道覆果为徐宁同族,则徐宁的家世门户与道教信仰,都可以作为徐道覆家世及信仰的旁证。徐道覆大概也是南渡后不得官宦,遂以传布道教为其职业,与孙恩、卢循相同。

综上所叙,孙恩、卢循、徐道覆的家族,具有如下一些共同之点:一,同为侨人;二,同为寓居江左的次等士族;三,同奉道教;四,共为婚家;五,同活动于建康以外而不得进入东晋政治中枢;六,同有突破门阀政治限制的要求。这种种条件,使孙、卢、徐三家结合在一起。他们先是力求凭借道术跻身门阀政治行列之中,失败以后转而利用他们所团聚的道教信徒乘时举兵,反对当权的司马道子父子。

孙恩等的活动,客观上看来也是次等士族对门阀士族的一种反抗,但并不都是自觉行动。据《孙恩传》、《卢循传》,孙泰被杀后,孙恩于海中聚众,不过是“志在复仇”,即复司马道子父子杀孙泰之仇。所以他只是表司马道子父子之罪,请朝廷诛之。孙恩据有会稽,自号征东将军,这显然只是假借东晋朝廷的名号,并无建号自立之意。以后卢循也接受桓玄所授永嘉太守和刘裕所授广州刺史之号。卢循俘获原广州刺史吴隐之,以隐之党附桓玄,表朝廷诛之,朝廷不许,卢循也不专擅行事。《宋书》卷五二《王诞传》,王导曾孙王诞被桓玄徙广州,卢循以王诞为平南府长史,诞说循曰:“下官远流在此,被蒙殊眷,士感知己,实思报答。本非戎旅,在此无用。素为刘镇军所知,情味不浅,若得北归,必蒙任期。公私际会,思报厚恩,愈于停此,空移岁月。”卢循乃遣王诞、吴隐之同还建康。这种种迹象说明,孙恩、卢循虽然对门阀士族进行了冲击,以求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,但在精神上仍受门阀士族的束缚,这一点与刘牢之相像。孙恩、卢循、徐道覆都不曾建号以与东晋朝廷决裂,也是他们精神上受到束缚的表现。

范文澜先生在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中,早就认为孙恩纯系野心家,不承认孙恩起兵是正义的农民战争。我起先不同意范文澜先生的意见,后来感到这种意见颇有道理。不过孙恩不是一般意义的野心家,他的野心具有突破门阀政治这一时代特点,这与刘牢之、刘裕并无不同。孙恩本无武力依恃而居然得以起兵,是由于门阀政治之争导致司马元显“苦发乐属,枉滥者众,驱逐徙拨,死叛殆尽” ,因而造成了起兵的便利条件。发乐属既损害乐属本人及其家庭,又触及乐属主人的利益,结果是地主与农民同起反抗;征发枉滥指发及乐属以外,结果是乐属与自耕农民同起反抗;乐属主人多是江左吴姓豪族,结果是江左吴姓豪族也与孙恩同起反抗。司马元显的一项措施,牵动了江左社会的许多矛盾,使孙恩起兵有广泛的社会基础,有很复杂的性质。加上道术的煽动作用,几十万人的暴力反抗,就在旬日间形成了。

须要说明,本节主旨只是从孙恩、卢循、徐道覆家世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动向立论,而不求综论数十万农民的反晋斗争。被压迫群众自发的反晋斗争是正义的,爆发这场斗争的原因和斗争的英勇事迹,史籍具在,清楚可考,只是这些并非本节主旨,所以不多论叙。




卢氏在北,不见有信奉道教的直接资料。卢氏何时开始信道,尚不可考。据 《晋书》卷一○○《卢循传》及《水经·叶榆河注》,卢嘏、卢循似均赴水死,水 死为其时道徒习俗,于《孙恩传》可见。
卢嘏,《宋书》卷四七《孙处传》、卷九二《杜慧度传》以及《南史》卷一《宋本 纪》、卷一七《孙处传》、卷七○《杜慧度传》,均作卢嘏,与《晋书》同。《高僧 传》作卢瑕,《莲社高贤传》作卢遐,似误。
范宣,《莲社高贤传》作范宁。范宁年代较晚,似以范宣为是。
《三国志·魏志·徐宣传》,魏徐宣,广陵海西人,明帝时为左仆射,姓名官 位与《姓纂》合。但海西在今苏北灌南县境,与琅邪颇有距离,地境与《姓纂》 不合。看来晋徐宣并非魏徐宣。
《晋书》卷一○《安帝纪》义熙十三年七月“南海贼徐道期陷广州,始兴相刘 谦之讨平之。”南海盖指徐道期流寓之地,非其本贯。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南 海县南六里本有卢循故城。
参冯君实《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》第五九页。又,《太平御览》卷九四二引《岭表录异》,谓卢循败后余党奔于海岛野居。“南海贼徐道期”或即出于这些海 岛的卢循、徐道覆余众。
东晋著名道士鲍靓,亦有东海人和琅邪人等说,前者见《晋书》卷九五《鲍靓 传》,后者见《御览》卷六六四引《神仙传》。似可与徐道覆籍贯问题比照。
《魏书》卷九七《桓玄传》桓玄讨司马元显檄文。